陶渊明是好是坏（杨曦｜陶渊明还能再研究么？）新鲜出炉，

发布时间：2025-10-27 16:43:34 来源：明白了当网 作者：休闲

可能不少读者在看到刘奕老师《诚与真：陶渊明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陶渊2022年初版，明好2023年再版）一书出版的坏杨还时候，都会心存疑问：“陶渊明还能再研究么？曦陶鲜出”是的，对于陶渊明这位中国文学史上数一数二的渊明大诗人，既有研究实在太过于丰厚了，再研丰厚得甚至已成负担。究新

而且这个骨子里透着不信任的陶渊问题，天然预设了一个否定的明好答案：前人已经说了那么多了，还能再说出什么新意？坏杨还有鉴于此，我想以“新在何处”为中心来展开本篇书评大概是曦陶鲜出个合适的选择，以其不仅可见本书之佳，渊明更可释读者之疑也。再研

《诚与真：陶渊明考论》（以下简称《考论》）是究新作者十多年来研究陶渊明所得的结集全书分成三大部分，陶渊明的陶渊历史世界、精神天地与文学风貌，分别立足于考证、辨思与析文，对陶渊明研究中基本、重要而又文献足征的问题展开了细致深入的探讨。

平心而论，虽然有些技术处理还不无可议，但细看下来，几乎每一篇都流露出作者眼光独到而个性鲜明的见解，使人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为了方便，下面先从三编各择一篇来谈谈我阅读时的震动与感触

《诚与真：陶渊明考论》在上编有关陶渊明家世品第、仕宦经历与诗文系年的诸篇考证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镇军参军考》自李善注认为刘裕是《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中所涉的“镇军将军”以来，后人多沿其说，这个判断又自然而然地与所谓“义熙以后但书甲子”的观点缠在一起。

于是，陶渊明如何从出仕刘裕、离开刘裕、到最终反对刘裕，就成了众多陶诗注解着力探讨的问题作者却不认可这一判断，文章从诗意本身、渊明诗文的整体写作、曲阿的地理位置、渊明与王弘的关系以及刘裕任用镇军参佐的情况等五个层面，或证以诗文，或核诸史籍，或揆之情理，往复驳难，曲尽了种种可能，尽破旧说，最后指出——此处的镇军将军绝不可能是刘裕，让人心悦诚服。

不过问题至此，也才解决了一半陶渊明任的是谁的镇军参军？如果破而不立，这篇考证也还称不上圆满但作者竟然从一条几乎无人留意的史料中找到线索，从而破解了千古谜题文章先据地理，提出陶渊明自柴桑出发必经建康而至曲阿，此后或北上至京口，或南下至吴会。

在上文排除了京口的可能性之后，自然将目光聚焦到了吴会再据陶渊明的仕宦经历，找出了一个合乎情理的时间段，而在这一时间段内，以会稽内史兼任镇军将军的只有一个人：谢輶至于谢輶任镇军将军之事，在《法苑珠林》卷十八引齐梁时人王琰的《冥祥记》中又有明确记载。

所以作者认为：陶渊明所任的正是这个从来没人注意过的谢輶的镇军参军此说真可谓石破天惊至此，千百年来笼罩在陶诗上的迷雾在瞬间便被一扫而空，岂不快哉！实在是可以浮一大白的当然，如果仅以考证之新称许本书，恐怕作者会有“余虽忻感，然究心者固不属此类”（钱锺书《谈艺录》）之感。

确实，考证是陶渊明研究的基础，但也只是基础所以紧接着，作者就转入思想层面，潜心探究陶渊明独特的人生哲学及其自我的形成过程其中最重磅的一篇当属第三章《诚之以求真：陶渊明的人生行思》——且不说最后作为的总题“诚与真”即从此出，就是单论篇幅，这也是全书中的第一篇大文章。

何谓“诚之以求真”？这委实是个让人熟悉又陌生的提法众所周知，“诚之”是《中庸》与宋学中所指示的工夫，“真”则是《庄子》与玄学里所标举的境界，单看标题就能生出种种问题：陶渊明的思想与这两派分别有何关系？为什么陶渊明不以“道”本身的方式，却以“儒”的方式达致“道”的境界？最后，即便能用“诚之以求真”加以概括，其具体内涵又是什么？凡此，都可见这简简单单的五个字里实则包蕴了诸多问题。

若勉强作一节，自是难以畅言，所以作者最后分成三节依次诠解第一节先扣住“性”与“自然”，强调陶渊明思想上深受郭象“万物各尽其性即自然”的影响，反驳了陈寅恪先生认为陶渊明上承嵇、阮的“旧自然说”、主张“新自然说”的观点。

第二节“真之境”，更进一步阐述了陶渊明人生与文学中的“任真”作者认为，陶渊明秉持着齐同万物、委运顺化的态度，又极其自觉地体认本性、追求尽性，久而久之，遂形成了自然率真的生命风度与展露本性的文学创作不过，如果像当时玄学诸人一般仅以庄子式的退与忘来追求这一真境，是很难不流于虚无诞妄的，陶渊明则异于是。

他无心构建系统的思想体系，也不斤斤计较儒、道两家究竟有何分别，他所看重的就是如何笃厚真诚地体认并实践，他要依靠自己意志的力量达到这一真境，在成己的同时成物在此，作者巧妙地借用了“诚之”的概念来定义这一方式，既因流而溯源，又引后以明前，生动地揭出了陶渊明暗契孔子、遥启宋人之处。

也正因为此种明确的追求与兼容的态度，陶渊明不期然而然地开创了一种崭新的人生之道——以儒家的道德意志希企道家的心灵自由，也就是“以贯彻道德意志，并敦行实践的方式，最后达致自然真诚的人生境界与自由的心灵境界”（《前言》第5页/新版《前言》第7页），一言以蔽之，就是“诚之以求真”。

要之，此章从时代性与超时代性两个层次，分别展示了陶渊明思想上浸润玄风的一面，与他在玄风流行中转能化虚为实的一面，对陶渊明思想结构作了全新概括，从而展现出了陶渊明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独立千古的地位，其为功不可谓不大！

在详实的史实考证与深切的思想分判之后，作者回归到诗歌本身，致力于将风格分析落实到技术层面，悉心呈现陶诗的成道之技，并在此基础上，走进陶渊明的文学与心灵本编的内容可谓作者的当行本色文中时有一些精警的论断，如“陶渊明的文学，首先是拒绝的文学，而不是迎合的文学”（第270页/新版第344页）；“读陶诗不但要观其旷达深静，也要观其忧愤沉郁；不但要观其疏淡朴拙，也要观其耿介峻洁”（第261页/新版第350页）；与六朝诗人相较，陶渊明“并不用力于一丝不苟地临摹自然，而是善于抓住自然与日常生活的律动”（第326—327页/新版第439页）等等，无不令人叹赏。

而在这诸多文章中，甚至全书之中，私心最喜欢的当属《疏世之隐与“边境”文学》作者先从个人与人世的关系角度，区分出避世、待世、顺世、玩世与疏世五种隐逸类型，陶渊明则是疏世之隐的代表之所以选择这种若即若离、自为自在的隐逸方式，是因为他内心中疏离、和解与安顿三个层次的心理与现实需求，如此便造成了一种“疏而不绝、爱而不谐”之隐（第245页/新版第330页），更在这一生存状态中自然而蕴育出一种独特的“边境意识”。

“在空间，陶渊明描写与人世、山林皆有区别的田园生活；在时间上，它是过来与未来之间的现在，是真实历史之外的避难所；从心理上说，边境是陶渊明拒绝欲望世界和安顿心灵的避难所”（第250页/新版第336页）纵观整个中国文学史，不论疏离感的表达与疏离姿态的书写，还是文学上纯然自足的属己世界之成立，陶渊明都有开创意义。

文章中既不倚仗稀见的材料，也不乞灵于西方的理论，拈出“边境”一词统摄了陶诗主题，虽然只是娓娓道来，却最能见出陶渊明的心境加以一支好笔，读来尤有酣畅之感不过，在上述自成一家言的新说之外，《考论》中还有不少结论不新甚至可谓陈旧的文章，它们又新在何处？我以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

一方面，结论虽旧，但论证的角度、思路与方法却新陶渊明的名字，“渊明”“潜”“元亮”究竟孰为原名、孰为改名、孰为字，历来聚讼纷纭《名字考》则从陶渊明的堂弟名敬远入手，推断陶渊明的原名也应是双名；再将《悲从弟仲德》与《祭从弟敬远文》对照勾连，推测“仲德”就是“敬远”之字；既然 “敬—德”与“明—亮”都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元”“仲”又都是排行，那么陶渊明本名渊明、字元亮、改名为潜的答案就自然而然地浮出了水面。

此一结论虽与宋人吴仁杰的旧说相同，但论证另辟蹊径，颇有巧思自宋人特别是苏轼以来，一般认为“见南山”胜于“望南山”，但田晓菲却在《尘几录》，这部近年来影响最大的陶渊明研究论著中，借此重公案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观点：我们所熟知的“平淡”的陶渊明，其实是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集团通过控制“见南山”等陶集异文的方式“凭空创造”出来的（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

《考论》的作者则跳出了以往较为局限的讨论思路，全面梳理了陶集与《文选》的版本系统以及诗歌用例，指出“见”“望”两字各有渊源，“见”字之所以胜出，既因唐、宋以来诗人如钱起、梅尧臣、沈括对炼字的敏感，亦由科举时代《文选》影响的衰减，更兼宋代审美与文学风尚的变化，实是多种合力的结果。

可以补充的是，西方古典学中就有“不跪拜抄本”的戒律，愿为《尘几录》的作者诵之（苏杰《古典语文学十诫疏证》）

《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陶渊明是一位真诚的诗人，古今几无异辞，宇文所安却提出，陶诗是一种“自传诗”，陶渊明也分明是一个给自己戴上农夫面具、不断伪装涂饰以求表现自我的诗人，是“一个老练、敏感的人却期望表现得单纯而自然”（《自我的完整映像——自传诗》）。

这是个可以一句话驳倒、但却难以从学理上论证的棘手问题作者则不仅直入巢穴，掘出“自传诗”的西方理论依据，更借助心理学的方法，通过区分物质自我、社会自我与精神自我，并勾勒陶渊明的自我认识、发展与展示的情形，最后强调“农人”至多只是陶渊明的众多的“社会自我”之一，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背后高度同一且稳定的“精神自我”，我们无法根据诗歌的描述否定他的真诚。

不得不说，起初我对作者花费如此多的笔墨与田晓菲、宇文所安“作战”也是有些不解的，一方面，两家之说并非全无所见，如田晓菲对传统文献形成机制的反思自有启发意义，另一方面，更感到他“所‘瞄准’的对象”实在未必值得如此多的子弹。

但反复思量以后我才意识到，也许恰恰是因为他们的观点不无道理，甚至还有近是之处，才最容易让人迷惑试想，如果选择少数派异文，冠以“手抄本文化”之名读陶，会不会终以幅巾敝裘为奇装异服？如果按照“自传诗”之说说陶，又会不会终“以高士为小人”（《马一浮全集·语录类编》）？在两家的观念中，不仅自苏轼以来对陶渊明的理解是“假的”，陶诗里所写的自我也是“假的”，借用宇文“双重自我”的概念，可说是“双重幻象”。

但他们自己的解读呢？近年来，宇文在一篇访谈中重申了他的观点，然后说：“不过，（对于陶渊明而言），这也只是一种语言的游戏”（刘苑如《冬访宇文所安》）在我看来，与其说陶诗是一种“语言的游戏”，毋宁说宇文夫妇的讨论本身才更像是一种“语言的游戏”，一种脱离中国古典传统而沉迷于解构主义的游戏。

这种游戏，作为小菜偶尔换换口味未尝不可，但如果竟作为主食，最终恐怕是会让人营养不良以至沉疴难起的所以，作者以“系统的文献梳理”抵御“手抄本文化”，以“心理学”对阵“拟剧理论”与“新批评”，用归属相同又截然有别的方法，毫不留情地拆穿了这些把戏。

此种刚肠嫉恶的态度真与自谓“性刚”的陶渊明颇有几分相似另一方面，观点虽旧，但在学术脉络中审视却新一般而言，学术研究强调的是后来者充分吸收前此的学术积累然后推进，但有时围绕某些具体问题的探讨，又会因为史料的限制或者解说的分歧等各种原因陷入僵局，留下一段段不了的公案。

陶渊明研究尤其如此，不必说其他，单看陶渊明姓甚名谁、寿至何数、家世如何这些基本问题，时至今日，学界都还在争论不休，即可窥见一斑了如果不是刻意求胜、另立新说的话，多数时候我们只会择一而用又或存而不论，作者却不惧艰险、一往直前，希望通过彻底清理歧说，给诸多陈年旧案下一终审判决。

举例来说，《门第考》，作者在钱大昕、唐长孺的基础上，从史源与职官两个方面认定陶渊明是江州地方上的高门士族，而非寒门庶族；《初仕考》，在敖雪岗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陶渊明的起家官“州祭酒”是祭酒从事史，而非别驾祭酒；《辞官考》，认同杨联陞的观点，以为五斗米就是每日的俸禄，而且发现陶渊明在辞官时其实放弃了所有的俸禄，绝无贪污之可能。

在讨论的过程中，作者以“八面受敌”之法，极尽质疑问难之能事，必至于无懈可击而后可如针对陶澍《答庞参军》二首系年的新说，作者从多重角度反复辨析，最后定案说：“总而言之，陶澍完全基于大胆想象，加上不小心的论证，给出了一个离奇的解释。

”（第101页/新版第135页）令人瞿然而惊正是在诸多似此般坚确不移的按断之上，作者最后得出的观点也都有如精金良铁，掷地有声强求学术观点定于一尊未必是好事，但在某些领域，特别是一些事关重大的基本问题上形成较为广泛的共识，却也很有必要。

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基础，才不会带来过多的重复劳动，也才更容易实现研究的持续推进以学术史的眼光看，作者的论述无疑为今后的陶诗研究奠定了一个坚实基础，从而焕发着簇新的光彩在如今“新新不已”的环境中，作者这份坚守“旧论”的良苦用心，值得特别表出。

附带一提，作者在回顾陶诗研究史时下过一番披沙拣金的大功夫记得有次与刘老师闲谈，我问，你觉得近代学人中研究陶诗较好的有哪些？他说，如顾随、潘伯鹰等人都不错我当时一愣顾随我是知道的，但潘伯鹰难不成还编过《陶渊明诗选》？后来我才知道，这说的是潘伯鹰署名凫公的一篇《陶诗小识》。

此文几乎从未有人留意，作者则从大量民国旧稿将它重新发掘出来，爱它能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在《考论》中多有引用与发挥举此一例，其余可以概见此外，《考论》虽然是围绕陶渊明的专人研究，但某些论断实可视为古典诗文研究的通例。

“正确的系年，应当时间、地点、职官、人物各个要素完全吻合”（第102页/新版第137页），可视为诗文系年的准则“文本的不稳定性并不是钞本时代的特征，而是文本超越时代的基本特征”（第60页/新版第78页），亦是切中时弊的药石之言。

至于“诚之以求真”这一总结，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有超出思想而关乎人生的意义“真者固然是诚之所致，而达致真境之后，仍要诚之不已，方能不退不堕”（《前言》第6页/新版《前言》第8页），这难道真的只是在说陶渊明么？此言可以深味。

如果我的这些概括虽然减损了原文的风神、但意思大体不差的话，那么，本文开篇所提的问题就已不言自明：陶渊明不仅可以再研究，而且还大可研究！实际上，上文提到的还只是《考论》的一部分内容，陶渊明究竟为什么不愿意见督邮？“有晋征士”陶渊明为何最后却传在《宋书》？陶诗与《论语》在语、意、神上有何相通之处？又如何承继左思风力、嗣宗章法？陶诗怎样以反问与疑问变缓为急，又怎样以反问实现诗意延宕？西方的文艺理论又是否适用于陶诗解读？《饮酒》二十首，为何分明有酒、有故人，却不招之同饮，却在“顾影独尽”之后又命故人书诗？“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种的是什么“豆”,“豆苗稀”又真是因为陶渊明疏懒么？《神释》中的“万象自森著”，是“万象”还是“万理”？“种苗在东皋”这句江淹的拟作，最像陶诗的字又是哪个？对这些大到理论、小到字句的疑难，作者都给出了确切而会心的解释，至于上述问题的答案就留待读者自己去书中披寻了。

总之，《考论》一方面积极借鉴历史与思想领域的研究成果，以解决陶渊明生平与思想研究中的公案，另一方面又悉心涵泳陶渊明的诗文本身，来勾勒陶诗的风格面貌和诗艺特征而且，《考论》在深入中国古典诗歌与文化传统的同时，又充分运用现代学术的方法与理论，对陶渊明研究中的众多问题都作了穷根追底式的探索。

朱光潜先生曾以陶渊明为例谈中国文学研究的理想，他说：“对于陶渊明要‘打一个欠呵问到底，还问欠呵怎样起’”（朱光潜《中国文学之未开辟的领土》）就本书探讨的问题而言，这一设想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现实不仅如此，《考论》虽取径极广阔，但目标又极明确：不论动用何种手段和工具，无一例外都是为了更深入、更彻底地了解陶渊明，也就是“读懂陶渊明”服务的。

从表面上看，《考论》似乎是由一个个独立的专题研究组成，但读完全书，又可以发现这些路数迥然不同的考证、辨析与论述又都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融成一片，想来在作者心中，分明有一个活着的陶渊明在欢喜赞叹之余，我也还想指出《考论》技术处理上的可议之处，主要有三。

一是文体《考论》的主体是选择重要问题展开论证，引用陶诗大都是只言片语，当作论据使用，不免深入而不能浅出可能作者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在如《真切与深广：陶诗田园书写的特色》等文中就选择一些重要诗篇作通贯解读，以弥补缺憾。

但如此一来，便有赏析与论说两体，似乎伦类不侔，如何更好地融为一炉还值得思量二是镕裁《考论》征引宏富，但有时引文嫌长如《陶渊明的“自我”》一文，每节先都摘录心理学的定义，再本之解说，如此反复循环我初读之时，常感需要在两套话语系统之间来回切换，不太适应。

相较宇文所安隐去理论的流畅，不得不说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当然，古人引文可以删缩节略甚至改写，但今人限于学术规范不得不引用原文，如何调和多种文风使之有统一的面貌也是可以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三是复重《考论》的文章不作于一时，即或作于一时也因偶失检照，存在一些面目相近的论述与引用。

论《停云》诗意（第249页、第264页、第353页）、“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与《庄子·则阳》暗合（第136页、第289页），引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论陶语（第162页、第260页、第266页）、钱锺书《谈艺录》论陶渊明通文于诗（第281页、第334页、第357页）以及傅雷为《约翰·克里斯多夫》所作的献辞（第200页、第292页）等，都不止一次，宜作调整。

当然，我相信对作者来说，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要说真正的困难，还在文外生于今之世，论文总是要发表才“有用”的，作者也不能例外但通观《考论》中的文章，在方法上或极新，或极旧，新到需要引入现代心理学，旧得又好像二三百年前的乾嘉考据，但独独没有四平八稳而又不新不旧的学术八股文，其难入时俗之眼是可想而知的。

写完新稿，固然欣喜乃至自得，但如果接下来是不可计数的退稿呢？换作是我，痛定思痛，总归是要舍己从人的，可在作者那里，在纷繁杂沓的苦恼之后，还是不改故辙的傲兀这不禁让我想到作者对陶渊明的评价，“陶渊明是一类伟大的失败者的代表。

他们也曾经寄望通过部分妥协在世俗中谋得一席之地，却最终发现这是不可能达成的目标，转而彻底拒绝世俗的标准，完全回到自己的信念中”（第162页/新版第209页），最终固守自己的选择这说的不也是作者自己么？在我看来，固然是作者在传达对陶渊明的个人理解，但与此同时，也是陶渊明塑造了作者今天的面目，喟叹之余，应是无悔。

以我对刘老师的了解来说，《考论》虽然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然而写它的，浇灌它的，归根结底是个“有少年心的诗人”，有一颗没有被染污的诗心，也才有新鲜而有情的语言在一再阅读的过程中，我有时感到是在面对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虽然这棵树不时旁逸斜出，横生杈枒，但在无数杈枒之中，是郁郁勃勃、一片生机。

即此一点，就让它胜过一切枯枝槁木了基于以上原因，我想以这段“不大规范”的话来结束本篇书评，同时更向读者郑重推荐此书！作者为青年学者，现任教于南京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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